今天9时15分，全国碳市场启动仪式于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时举办，备受瞩目的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
我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发电行业是首个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十四五”期间，八大高耗能行业余下的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电力和航空等或将全部被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
事实上，全球气候问题正在掀起一场碳中和与新能源的革命，其规模和重要性不亚于我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IT革命。如何走在低碳时代的前沿，是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必须未雨绸缪、仔细思考的问题。
要真正理解碳中和，把握住碳中和的历史机遇，必先深入理解碳中和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及其底层经济逻辑。
今天带来长江商学院刘劲教授、段磊研究员对碳中和的最新分析，一文读懂其背后深意。
作者 | 刘劲 段磊 来源 | 第一财经 刘 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全球变暖问题与碳中和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气温异常地快速上升，这已经是主流科学界的共识。 根据NASA的数据，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相比1880年高出约1.2℃，远超出此前一万年地球平均气温的正常波动区间。 全球变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灾害增加、土地沙漠化和海洋酸化等。 例如根据联合国一份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9年全球记录了6681起气候灾害，相比之前20年的统计数据增加了83%。 放任全球变暖的潜在经济损失也是惊人的。 据耶鲁大学教授、气候经济学家William D. Nordhaus的测算，如果按本世纪末的全球升温为3°C、4°C和5°C的情境测算，届时对应的全球年度经济损失分别为GDP的2.3%、4%和6.5%； 美联储全球化研究所的研究则表明，若不采取气候行动，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3.7°C，届时全球年度人均GDP可能会损失7.2％。 和现在困扰世界的疫情比较一下：新冠疫情对2020年全球GDP的负面影响约为6%，也就是说因为全球变暖的影响，本世纪末的人类每年都要面对新冠疫情级别的经济损失。 再和战争比较一下，一战和二战分别给德国带来了29%和64%的经济损失，但需要知道战争是会结束的，经济损失是“一次性”的，年化而言或者长期积累而言，全球变暖的经济损失可能是比战争还要可怕的。 全球变暖是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的制造业、房屋基建等行为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还包括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氯氟碳化合物等），或者用现在大家常说的词：碳排放。 不考虑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话，现在每年人类的碳排放还是持续增长的，而要限制全球变暖的危害，必须快速降低全球的碳排放。 据IPCC测算，至本世纪末全球升温控制在1.5℃的可能性已极小，为了守住2℃的升温红线，需要全球在将来的30年内快速达到碳中和：即通过“收支相抵”的方式做到大气中二氧化碳不增长了。 为什么碳中和是巨大的经济博弈？ 达成碳中和的挑战非常巨大。 首先能源的使用是碳排放最重要的来源，而人类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能源的利用是紧密相关的。 用历史数据来测算，GDP增速与能源用量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90%。说服人们减少能源使用、降低生活水平来减排会是极为困难的。 发展碳排放少的新能源，并且新能源的成本还要不能比化石能源高才能既减排又能让经济、生活水平继续往前发展。 其次，碳减排是需要全球合作的，而达成如何分担责任的共识很困难，不同的国家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可以很不一样。 以现在的碳排放量来看，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2019年排放量占全球27.9%（美国占14.5%），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也在持续增长。 但从历史累计来看，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在不断排放，自1751年以来，美国的碳排放量约4000亿吨，占历史排放量的25%，居世界首位，欧盟28国贡献22%，中国排放占比为13%。 那么应该以历史累计碳排放量还是以现在的碳排放量来分担责任就成了巨大的争议。 另外，从人均排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均碳排量为7.1吨/年，仅为美国的44%，韩国的59%，而印度人均碳排量甚至仅为中国的26%。美国人住着郊区的大房子（平均住房面积65平方米），在住宅领域的人均能耗（取暖、降温、照明等）是中国的3.2倍，是印度的5.4倍；在交通领域的人均能耗更是中国的8.7倍，印度的27.4倍。 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没有人权去追求美国人民的这种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有核心矛盾的。 发达国家说全球50多亿人口在发展中国家，现在总排量最大，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责任； 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辩驳，我们有平等的发展权，从历史和人均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可以排放更多。 这是两层巨大的博弈。 碳中和的技术方法 要想达到碳中和，需要三个办法的配合。 一是能源供给端用新能源代替碳基能源。 二是在能源使用端去碳。 能源使用端的电气化是一个方向，通过能源使用端的电气化来和供给端的清洁化互相配合，形成良性循环互促发展，如果燃油车将来还是主流，就无法和能源供给端的清洁化匹配，也无法促进供给端的清洁化转变。 除了电气化，在能源使用端还有很多碳排放的场景需要去找出合理的减排方案。 比如工业领域中炼钢等场景用氢气来代替煤的经济方案；交通领域中飞机、轮船的清洁动力解决方案；农业领域中养牛产业甲烷（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5倍，养牛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占畜牧业的65%）减排的解决方案等。 三是固碳。 供给端和使用端的方法实施之后，也不可能做到完全不排放碳了，这时候就需要用固碳的方式来“中和”掉剩余的碳排放。 目前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植树造林，中国在这方面的举措全球瞩目，森林覆盖面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大幅度提高，对固碳的贡献十分显著； 第二个方法是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碳捕捉。 在去碳的过程中，供给端和使用端的同步协调非常重要。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一项研究表明能源供给端的类型对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车的减排优势影响很大： 其对丰田卡罗拉（燃油，7.13L/100km）和特斯拉的Model 3（电动，54kWh）在不同能源供给情况下的排放表现做了测算：如果能源供给是纯火电，汽车里程达到12.6万公里以后，Model 3才会比卡罗拉更有碳排放优势；但如果全部使用清洁能源，则行驶超过1.35万公里以后，Model 3就具有了排放优势。 可见，电力供给的清洁化才能使能源消费的电力化更有意义，能源的供给端的清洁化和使用端的电气化必须同步协调发展，才能做到有效地控制碳排放。 当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能源使用的电气化本身也是大势所趋，如中国用于发电的一次能源消耗量由1985年的17%上升到了2017年的47%。 而现在的碳中和使命显然会强化这一趋势的未来发展，同时这一使命也要求电力的构成要更清洁化。 根据Ecofys的测算，煤炭发电和天然气发电的气候变化成本分别超过40美元/兆瓦时和20美元/兆瓦时；光伏发电的该成本则只有1.5美元/兆瓦时，风电和水电则低于0.1美元/兆瓦时。 如何解决碳中和的经济问题？ 除了技术问题，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其经济问题。 想要推进减排，达成碳中和的目的，从经济的角度只有两种方法： 一是降低新能源的成本。 比如光伏和风能成本降到现有能源成本以下，不用任何刺激政策，市场也会选择使用新能源。 新能源成本的降低来自技术的进步和规模化应用带来的规模效应，早期一般需要政府用补贴的方式，建立初步的规模效应和促进企业对技术的投入，以带动降低成本的正向循环。 二是增加碳排放的成本。 如果碳排放的成本足够高，即使技术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企业也会投入到新能源的研究和应用上。 如何增加碳排放的成本，基本的概念是给碳排放“上税”： 一个方法是行政化的方式上税，制定政策规定排放一吨需要交多少税，但是这种行政方法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效率低下。 另一个方法是用市场解决问题，如对中国整体的碳排放数量制定一个限额，一年只能排放一定数量的碳，让企业拥有互相购买碳排放额度的权利，这样碳排放就产生市场的价格，实际上这种价格也是碳税，是社会给碳排放企业上的税。 目前中国的碳税非常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球范围内，目前碳税每吨约为2美元。 但是，要想解决气侯变暖的问题（本世纪末升温控制到2度），2美元/吨的碳税还远远不够。 根据IMF测算，要想把升温控制到2度，碳排放的价格需要在2030年达到每吨75美元。据联合国环境署最新数据，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59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则全球每年的碳税高达4.4万亿美元。这个推算说明全球每年要把GDP大约5%用来加碳税，才有希望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如此巨大的经济投入显然会挑战民众和决策者减排的决心，但不去减排则是把严峻的全球变暖问题推给我们的子孙。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做碳中和？ 中国领导人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没有在历史累积排放量等问题上做纠结。 除了大国担当的气度之外，碳中和的计划符合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首先，中国碳达峰确实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中国的工业领域使用了48.3%的能源, 而钢铁行业和化工石化行业又分别占据工业领域24%和21%的能源使用，这些行业的需求依然持续走高，短期内减排的难度很大。 那剩余八年多的时间内我们能达到碳达峰的目标吗？ 从两组数据来看还是可以有信心的： 从钢铁制品存量看，日本的人均钢铁存量约为11吨，中国的人均存量约为6吨，按照中国现在的钢铁产量来推算，约10年内中国的钢铁存量就可以达到代表发达国家标准的日本的水平； 以汽车保有量数据来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为每千人199辆（2020年底），韩国每千人拥有汽车434辆（2018年），而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汽车市场，再有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也可以达到接近韩国的水平。 所以从经济发展逻辑上看，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规模可能会到达一个稳定的平台。 其次，碳减排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利。 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73%，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43%，如果某一天因为战乱或者其他原因，马六甲海峡进口路线不畅，中国的能源供应和经济发展会大受影响。 但如果中国的能源结构主体从碳基能源变成光伏和风能，那么马六甲海峡就不再是被控制的咽喉要道。 所以控制碳排放、增加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长期来讲，是国家安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考量，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措施。 再次，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方面都是全球领先的状态。 2019年，我国光伏产业中的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的产量分别约占全球总产量份额的91%、79%和71%，逆变器产量占全球市场的80%以上；风电整机制造占全球总产量的41%；锂电池领域诞生了全球行业巨头、市值超过1万亿元的宁德时代；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出现了蔚来、小鹏等很受市场欢迎的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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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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