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水平就在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是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农村出现空心化，农业劳动力出现女性化、老龄化，而农村居民逐渐被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名词代替。在一些地方，因为农村学校的撤并，甚至农村连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一并转移到城市中，农村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这些人有些可能因为年事已高，有些则可能因为残疾，使乡村生活已经无法正常延续。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要扭转这种态势。重建乡村生活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乡村振兴不同于农村振兴，乡村与农村不同之处在于乡村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强调的是人，如果没有了人，乡村肯定不存在了。所以乡村振兴的目标在于使乡村重新成为有人生活的空间。
乡村何以衰落
乡村的衰落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各地都普遍存在乡村衰落的现象，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方国家在历经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原有的乡村社区不复存在，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是导致乡村衰落的重要原因。东亚地区在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不断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但是老龄化、空心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小农户的不断破产，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生存机会，乡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乡村之所以衰落，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其原因在于城乡的产业分工，或者说是农业经济的脱嵌，乡村不仅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场所，甚至连多样的产业也逐渐消失，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被单纯的农业生产空间所替代。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人们生活的场所，产业发展服务于乡村居民的生活。乡村的首要产业是农业，但是在农业之外有许多服务于当地人生活的产业，如农村的匠人为乡村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工具，乡村知识分子则提供了教育和教化的功能，老人或精英则维持了乡村秩序。即便是农业也主要是为了满足乡村居民的需求。因为村民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因此农业也具有多样性。农民选择的作物品种首先要满足当地自然条件，如旱作区域的小麦、水田的稻谷和山地的薯类作物。其次是规避风险的需求，村民会选在在不同的地块种植不同的作物以规避经常发生的旱涝灾害。再次，农民要考虑家庭的需求，从而种植多种作物以满足生活的不同需求，比如要种植蔬菜、粮食，甚至粮食也要有不同的品种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为了维持乡村的社会生活，乡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由于乡村生活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乡村文化中对自然往往充满敬畏之心，人们祭祀土地、龙王、山神，并由此形成了乡村共享的价值。在乡村中有着各种各样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形成各地不同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成为乡村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维持着乡村的社会运行。事实上，大量乡规民约的制定都是为了解决乡村社会生活的问题，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组织、社会网络维持乡村的稳定，比如基于亲属网络的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甚至在乡村中，金融服务的提供也大部分是通过熟人之间组建各种“呈会”“合会”或“台会”来解决的。
但是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城乡的分工，乡村被赋予了农业生产的责任，所有非农的产业都被转移进入城市，随着人口的流动，乡村也不再是村民生活的空间，而成为了农业车间，以生产农产品为目标。当乡村成为单纯的农业生产空间以后，乡村不足以吸引人，由此导致人口外流，并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落。
首先，农业产出的低效益造成了城乡的收入差距。随着城乡的分工，乡村的其他产业逐渐消失，比如工匠的产品被工业化的产品所替代，工匠没有了生存空间;文化产业转移到城市，乡村居民成为文化的消费者而不再是文化的生产者。由于其他产业在乡村消失，村民只能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这个时候乡村遭遇了巨大困难。农业是依靠自然资源的自然生长过程，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产出量较低，不可能像流水线一样大批量生产，在与城市工业生产相互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地位。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或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都不足以维持村民的生活，发达国家的农业依靠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在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农民生存在贫困线之下。
其次，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农业造成了机器排挤人力。当乡村成为农业车间，农业生产的逻辑也被工业生产的逻辑所替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农业开始了专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乡村居民生存需要，因此原来多样化的农业被单一作物种植所替代，而单一作物种植为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规模化生产需要机械化的保障，机械替代人力的过程在西方国家普遍发生。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减少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人力。农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乡村人口的减少，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还在继续进行。
第三，随着人口的减少，乡村的生活空间瓦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中心城市，大量乡村的房屋被废弃，道路损毁、学校关闭、商店倒闭。乡村的文化、社会组织和规范也很难再发挥作用。城市吸引人的不仅仅是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更多的是作为生活空间和消费空间，进入城市意味着现代的生活，而留在乡村则是封闭、传统和落后的生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用了40年时间迅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也遭遇了农村衰落的过程。在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迅速提高，作为生活空间的农村得到改善。农村的道路、用电得到普遍改善，农村住房更新换代，即使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其生活的重心仍然是在乡村。但是在后20年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民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镇，全家外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被废弃的房屋和被抛荒的土地越来越多，村庄空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有些学者曾希望“农民年轻时候在城市打工，年老了回家种地”的社会分工越来越难以维持。农村人口外流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人口越少，留在乡村生活越困难，就会更加向往城市生活。
当农村仅仅被作为农业生产的空间，其衰落是必然的，单纯依靠发展农业产业发展也不足以实现乡村的振兴。尽管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人口数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村人口的外流仍然会不断加速。如果说在前20年，农民因为经验和技能不足面临着外出打工的困难，我们的政策支持了农民外出务工，但是在后20年，农民可能面临的更多困难是如何留在乡村，大多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农民甚至不知道如何留在乡村，不仅因为农村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也因为农村已经没有了社会生活。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与人的城市化相对应，也存在一个人的乡村化问题。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五个振兴”的策略，所有这些振兴都是建立乡村生活重建的基础上。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既是乡村振兴的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目的，因此人的乡村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乡村生活的重建首先需要建立人口的双向流动机制。在农村改革以前，为了减少城市压力，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但是因为户籍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往往被作为城市的流动人口对待。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打破户籍的限制，鼓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落户，城市化正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但是这种流动一直是单向的，是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实现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就变得特别重要。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一些地方利用农民废弃的宅基地，吸引城镇居民到乡村生活，这些措施对于扭转人口的单向流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既需要鼓励农村人口回乡创业，也要打破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障碍。由于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乡土社会的制约，城镇人口向乡村流动还存在诸多障碍，即使一些希望到乡村生活的城镇人口也很难在乡村扎根、与乡村融合在一起，因此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需要打破乡土社会的封闭性，让更多的人可以生活在乡村。
其次要完善乡村的社会服务。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除了经济原因，如缺少就业岗位和收入低，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乡村的社会服务不足。在一些地方，正是因为学校向城镇集中导致最后想留在村内的人也放弃了农村。尽管近年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在不同地区也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卫生问题、医疗问题、饮用水问题等等，这些短板造成乡村生活的困难。村庄社会服务不足有着多方面原因，政府投入不足也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成本高有密切关系。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因为分散居中和人密度小，同样水平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有很大差距，当富裕起来的农民纷纷搬到城市居住的时候，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会更加困难。社会服务和乡村人口相互制约，要打破低水平的社会服务和人口减少的恶性循环，就需要提高乡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使乡村成为吸引人的居住空间。
第三，保持乡土特色。要使乡村成为吸引人的居住空间，就要营造与城市不同的生活环境。贫困的乡村不能吸引人，同样城市化的乡村也很难吸引人，生活空间的重建要有乡土特征。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并非是将乡村城市化，更不是将乡村建设成低端的城镇。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有更多的农村建设用地被利用，用简易的楼房代替农民的院落和平房，使乡村生活失去乡村的特色。尽管在短时期可以获得农村建设用地的收益，甚至通过增减挂钩增加财政收入，但是长期来看，因为农民上楼使乡村与城市雷同，失去吸引力的乡村生活必然会增加重建乡村生活的困难。事实上，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上楼工作已经遇到了困难，随着农村人口减少，一些新建的乡村楼房开始大量空置。同样，现在一些发展高大上民宿的乡村也很难持续发展，因为高端民宿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乡村生活，短期停留的只是一些游客。乡村生活的特点在于其乡土性，乡土性首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乡土社会要让人有机会更亲近自然，亲近土地，自然构成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其次，乡土性也体现在密切的人际关系中。在乡土社会中，社会成员是相互依存的，尽管重建乡村生活空间并非完全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但是乡村生活要使乡村居民有更多的互动和密切的关系。
第四，产业振兴不仅要满足外部市场需求，也需要满足当地居民需求。市场的逻辑是专业化生产，包括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通过资本的运作，将农业生产与市场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对于乡村居民来说，也需要地方市场满足其生活的多种需求，目前一些乡村市场逐渐被外来廉价商品所占据，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少，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削弱了作为生活空间的乡村。在重建乡村生活空间中，地方性的产品生产、产品交换也需要建立起来，特别是需要促进地方市场的重新活跃。乡村不仅要通过服务城市获得收入，而且需要自我服务。
乡村生活重建的实践问题
重建乡村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乡村生活重建过程中，首先需要破除阻碍乡村生活建设的制度因素，其次要探索不同的建设模式。
首先是乡村布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乡村的布局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交通、通讯的发展一方面把分散生活的乡村居民联系起来，改善了边远山区的乡村生活；同时也促进了人口的相对集中。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的布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应该以提高乡村的宜居性为首要条件，通过空间布局的改善，使乡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吸引力。乡村布局不仅需要政府规划，也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中心城镇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和服务。各地的地理、文化不同，乡村布局会呈现不同的特色，在乡村规划方面既要有超前性，规划引领未来乡村布局，同时也留下弹性，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
其次是地方文化问题。许多乡村文化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占领，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许多本土知识不能被流传，本土的仪式濒于灭亡。乡村生活的意义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乡村文化，就会失去乡村生活的意义。现在一些地方通过编辑乡土教材、进行口述史研究、编纂地方志、举办地方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挽救本土文化，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对地方文化进行整理，并通过地方文化的传承增加乡村的社会认同，提高乡村的凝聚力。文化活动不仅仅是为经济唱戏来搭台，文化活动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
在乡村生活的重建过程中，外来人口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些乡村地区，一些外来人口已经以各种方式已经进入了乡村生活，如何使这些乡村外来人口成为乡村居民并融入乡村生活，是一个值得谨慎对待的政策问题。乡村生活的重建有赖于打破原有乡村的封闭系统，促进城乡的双向流动，但是农村集体的形式又天然具有排斥外来人口的属性，本村人与外来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很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在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建过程中，需要探索新的组织形式促进乡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和融合。
中国的乡村振兴要应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遭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乡村衰落的问题，另一面我们还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农村贫困问题，这使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任务更加艰巨，更需要各地的创新经验，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将农村建设成宜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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