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昆：老旧小区改造要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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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昆：其实城市更新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对于这次国家提出的城市更新行动，我理解在我们城市建成区内的一切建设行为都可以看做是城市更新。它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海绵城市建设、历史街区保护、厂区改造等。

       我想概括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老旧街区改造，包括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二是老旧小区改造；三是老旧厂房、工业区的更新改造；四是城中村的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老旧小区实际上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最息息相关的。而老旧厂房、街道等其他的改造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距离相对远一些。

       天津市的政策把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老旧房屋改造并置，其实是从宏、中、微三个层次来解读国家的政策。城市更新是从城市的宏观层面来解读，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是从中观层面来解读，老旧房屋改造提升是从微观层面来解读。这是对国家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尺度上的解读。

       宋昆：城市更新的公益性跟市场化并不矛盾。公益性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城市道路红线以内的空间，都是公益的，应该由政府投资为主；城市道路红线以外的空间，比如厂区大院、居住小区等都应该由单位或者业主来出资，由企业来运作，而政府应该发挥引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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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昆：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基础性问题还没有研究到位，比如“什么是民生工程”。法律专家认为民生工程是个政治概念，不是个法律概念。但是有些人认为民生工程就意味着应该全部由政府投资，不需要企业和老百姓出钱了。这样企业和市场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就不高了。如果想让居民和企业的参与度更高，就要走市场化道路，建立一种可实施、可推广、可持续的模式。首先由老百姓提出需求，变“要我改”为“我要改”；然后为了让企业有动力参与，需要给企业盈利的空间。政府不需要提供太多资金的支持，只要有政策的推动和支持就可以了。我认为一种可实施、可推广、可持续的模式，应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有需求、企业有动力、政府有政策”的模式。现有的老旧小区改造实践中，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是愿景集团在北京劲松小区做的住宅改造。这是一种可借鉴、可推广的市场化的模式。

       宋昆： 我把老旧小区改造分成三个方面。一是适老化改造。大多数老旧小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高，所以像加装电梯这种适老化改造就很重要。二是绿色化改造，如节能改造。第三个是智慧化改造，如配备人脸识别门禁，加强社区安防等。

       其中，绿色化改造给老百姓带来的获得感最低。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后，会带来电费或采暖费的降低，但是居民感知到的获益相对较小。绿色化改造是我们国家乃至国际大的方针、政策，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适老化改造带来的居民获得感最强，装上电梯后，居民就不用爬楼了。而智慧化改造的市场前景比较大。老旧小区经过智慧化改造后可以减少物业管理人员的数量，从而节省人工成本。现在物业管理人员的人工费用远远大于智慧化改造的投资。明确了这三种改造各自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确定最合适的投资主体是哪一方。我认为适老化改造的获得感最强，适合由业主集资来做；绿色化改造的获得感低、回报率低，资金应该由政府承担；智慧化改造的回报率高，更适合由企业来投资。

       宋昆：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最困难的是和居民沟通，做说服工作。因为现在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变人们的观念是最困难的。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住房不是商品，由国家无偿提供。国家或单位把住房租给居民。居民对于房屋改造不用操心，都是由国家或者单位专门的房管部门来维修。上世纪90年代房改以后，政府把90%以上的房子都卖给个人了。今天这些住区大部分都成为了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这些老旧小区的居民还有一种思维惯性，认为改造应该由政府或者单位来承担。这种观念在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的老旧小区改造要想持续地开展下去，更适合由居民来出资，由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最后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这种说服居民的工作是我们做的最多的，也是最难的。

       这牵扯到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尊重一个人，愿意听他说话，他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就比较高。在老旧小区的改造过程中，首先我们的居民要有知情权。他们有权利知道小区将被如何改造。其次，我们的居民要有建议权。我们要积极听取居民的建议。每个人的一些建议都是从他的角度来出发，虽然不见得都合理，但是需要有人听到他们的需求。第三，居民还应该有决策权。居民对于如何改造自己居住的小区和楼房，有最终裁决的权利。只有知情权、建议权和决策权这三方面得到满足，居民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够得到体现，主体性地位得到加强，才会愿意参与到老旧小区改造中来。

       我们借鉴了很多国外和港澳台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前期调研、与居民沟通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充分，而且时间周期很长。我们现在有点急于快速地建设，跟老百姓沟通得不够充分。如果想让老百姓真正能共建、共治、共享，必须跟老百姓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吸纳他们的意见，这样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得到尊重，他们参与的热情才能够提高。

“完整的居住社区”的标准应该是灵活的，结合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而不是限定一个严格的标准，规定必须达到某些条件才能算是完整社区。我们可以按照一个通用的标准去建设，但是应该把最终的决定权赋予当地居民。居民有话语权了，他们才愿意参与。

       我们现在的居住社区规划有一定的指标，比如千人指标就是每千人配备不少于多少建筑面积的公共设施。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指标对设计进行调整。但是如果某家幼儿园办得特别好，很多别的地方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了，这个幼儿园的面积就可以适当增大一些。居住社区规划也会有来自市场的调节作用，如果某个商业街很火，很多别的地方的人也来这里做生意，它需要的空间面积就比其他商业街更大。这就是市场调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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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做的很多都是全链条的研究工作。全链条包括四个环节，一是基础性研究，比如针对一些概念的研究；第二是应用性研究，比如做个设计方案；第三是示范工程，我们选择一些试点项目做示范工程，把研究成果落地，看看合不合适，再总结经验；第四是复制推广。这样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更加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随着城市空间由增量开发转向存量更新，将来增量会越来越少，存量会越来越多，而且，存量更新是会持续存在的。这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完了，过了五年、十年，又有新的老旧小区出现了，仍然需要改造。而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是有限的。就像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呈现出的景象，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就不增长了，城市基本上饱和了。所以，以后开发商会越来越少，运营商会越来越多。我们建筑人才的培养也应该由服务于开发商转为服务于运营商，由新的建筑设计转向老的建筑改造。

       以后我们要培养“问题导向”的人才。我们要培养学生不仅会做某种类型的建筑设计，而且要会解决某个方面的社会问题，比如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解决低碳、环保的问题。我们的专业人才需要用某种方式，用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来解决城市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创造某一种有标志性的建筑外形。这就是我们人才培养要面临的一个转向。所以我们学校好多设计题目的设置都发生了改变，由“类型化命题”变为“问题化命题”。我们提出一个城市社会问题，让学生通过设计的手段来解决它。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具备跨学科思维、有能力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建筑和规划人才。